在每天新闻层出不穷的网络上，这件事叙述起来简单而平淡。一位51岁的大货车司机，拉了一车货，在唐山丰润区一处超限检查站因为车上的北斗卫星行驶记录仪掉线，被执法人员扣车罚款2000元，满怀愤懑的他在检查站喝下剧毒农药百草枯，抢救无效而死亡。他在自杀前留下遗书控诉遭遇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那一句北斗掉线了“我们司机怎么知道”，犹如天问般扎心。

围绕这件事，公众纷纷表达愤怒和质疑，譬如有关部门强制货车司机安装北斗卫星行驶记录仪，背后有没有猫腻？为什么记录仪掉线后要让司机自证“没有疲劳驾驶”？这种罚款是不是以罚代管？当地有关部门已公告正在调查此事。不管这番调查能否公平公正，是否能还原事情的本来面貌，金德强的生命已永远逝去了。

对金德强的死，公众普遍表达同情、愤怒、悲伤之外，也不乏有人以一种看上去冷峻、理性的调调来评价此事。一位认证为“经济专栏写作者”的大V在新浪微博上说：

“如果司机觉得这个规定不合理，可以不去开大货车，可以开嘀嘀，可以送外卖，可以做快递，都能养活自己，为什么非要开大货车呢？

如果有一个工作的某些规定，做的人都觉得不合理，都要辞职，那么这个工作的老板在现有的工资水平上招不到人，必须提高工资，才能招到人，那么这个提高的工资里面就包含了为工人觉得规定不合理买单的价格。

换句话说，每个工作的工资里面都包含了这个工作不合理的部分的价格。市场是很公平的，你能拿到的工资，你已经包含了这个工作里面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所有的因素。所以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这一番话简而意之就是说，没人逼着你去开大货车挣钱，你可以干别的行当嘛。我认为这不止是“何不食肉糜”的冷漠，而是用大而化之的理论去掩饰罪恶、混淆是非、消减同情的冷血。这些话的立论基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此理论的拥趸者相信市场是万能的，具有自我调解功能，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不需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具体到金德强的悲剧，我理解那位大V的意思，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某个行当或某个企业给劳动者的工资不合理，那么劳动者会自行离开这个行当和企业，倒逼企业老板提高工资。如果有人能干下去，说明他还能挣钱，必须承受“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所有的因素”，没什么可抱怨。

这样的分析看上去挺有道理。确实，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慎用管制手段。但正如已有诸多经济学家批评市场原教旨主义那样，这种自动恢复平衡的市场事实上不可能存在，只是某些人设计的理想状态。它误解了市场的运作方式，假定市场会趋向均衡，而此均衡会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通过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同，市场原教旨主义为追求私利者赋予了道德品质。质言之，完全相信人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最好的道德。

我一向反对将市场行为泛道德化，但我同样认为尊重市场规律并不意味着道德虚无。市场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权力的适当干预和舆论上的道德批评是必要的。

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来对待劳动力市场，其实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天经地义，认为竞争是残酷的，但也是公平的，在竞争中失败只能怪自己没有能耐。殊不知社会是复杂的，个体之间差异甚大，许多人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并非他不够努力，而是他的出身、家境、受教育程度使然。越是处于弱势状态中的人，他在人生中的选择空间越小。“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像金德强这样一个干了好多年长途货运、已过半百的汉子，要转行去开滴滴、送外卖并不容易。每个人多多少少有路径依赖，愿意干轻车熟路的活挣钱，转行不但对技能是一种挑战，对精神状态的挑战更大。如果“困在系统里”外卖小哥抱怨，是否依然可以套用那位大V的说辞：你可以不送外卖，可以去开大货车呀。

我们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学过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这篇名作描述了中国女工被外国资本家压榨的惨状。但若以经济学史、社会学史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历史现象，必须承认这些来自农村的女工所挣的薪水比起在乡下务农的收入要高得多。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当时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纱场、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月工资平均20元。上海肯定不会低于武汉的薪资水平。如果按照那位大V的看法，这些女工既然要挣这份钱，就应该承受资本家的盘剥和工头的虐待。以此推论下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工人运动没有意义。

具体回到金德强自杀这件事，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逻辑是难以自洽的。如果按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政府就不应该让长途货运司机按北斗卫星行驶记录仪，司机疲劳驾驶出了事故，自己伤亡活该，造成别人伤亡由其所在企业或保险公司赔偿，相关人士按照法律承担刑事责任。事故多发必然导致赔偿费或保费剧增，企业就有亏本甚至关门的风险，企业主和司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会重视安全——我们知道这只能是按照理论推演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如果没有监管，多数企业和劳动者会心怀侥幸，为了看得见的眼前利益而节省安全成本，货运市场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

金德强的悲剧再次提醒监管者，市场当然需要监管，但应该是善意的监管，而不是部门利益驱动的“监管”。对评论者而言，固然不能简单地占据道德高地针砭市场行为，但也不能打着市场经济的理论大旗，把冷血和罪恶给遮掩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