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胜诉”?
胜诉从律师来看，意味着所代理的一方当事人利益诉求被法院予以最大化支持，例如诉请离婚，法院准许离婚，例如诉请违约金，法院判令对方支付违约金等等。而在司法实践中，与“胜诉”关联最密切的是“证据“和“诉讼策略”。

▌证据
证据收集工作是基础，需要收集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证据。当事人误解最多的是以为自己找几个人签个名写个材料就可以作为证据，其实不然，这种证人证言往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而缺乏真实性依据，从而不被法院采信，以常见的离婚案件原告需要举证证明夫妻感情破裂而言，原告需要有证据证明双方感情破裂，实践中当事人往往找自己的亲属朋友作证对方如何品德恶劣等，这就忽视了证据的真实性可能被对方律师批驳，因为你找到的证人和自己是具有利害关系的亲属，其证明效力自然较弱。
▌诉讼策略
诉讼策略更是值得当事人找律师请教，例如抚养权纠纷一旦诉讼，法院往往做调解工作，劝服一方当事人息诉以调解结案，而如果当事人接受这种方案往往就意味着自己的诉权难以再实现，因为在今后的生活中要举证证明对方有虐待孩子的行为时非常困难的，如果从另一方面考虑，暂时撤诉则保留了自己的诉权，在今后时机成熟时可再次起诉。

证据收集和诉讼策略的结合是一个系统工程，往往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就蕴含了策略思路的形成和修改，以债务追收案件为例，我在办理债务追收案件中经常先从外围信息调查入手，以收集债务人的家庭信息、财产信息等，在收集这些证据的过程中就会分析这个债务人的软肋在何处，他最惧怕什么压力，是直接诉讼有威慑力?还是通过发出律师函给他单位或亲属更有威慑力?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在证据收集过程中不断变化修正，直至一个最佳方案出炉。
案件的胜诉是一个系统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律师所能作的好比就是一个时装设计师，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布料”来裁剪出最恰当得体的衣服，这需要技巧和经验作支撑，更需要当事人提供好的“布料”也就是证据，如果当事人什么证据都没有，就要求律师对胜诉做一个判断，那最后倒霉的还是自己，因为街边算命先生常有，而诉讼的时机却稍纵即逝。

▌法律、法规禁止律师承诺

司法部和全国律协明文禁止律师对案件结果进行不当承诺。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2008年5月28日通过)第三十二条：“律师承办业务，应当告知委托人该委托事项办理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不得用明示或者暗示方式对办理结果向委托人作出不当承诺”;

《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4年3月20日通过)第十六条：“律师不得向委托人就某一案件的判决结果作出承诺。律师在依据事实和法律对某一案件做出某种判断时，应向委托人表明做出的判断仅是个人意见”;

《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2001年11月26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修订)第二十六条：“律师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客观地告知委托人所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不得故意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不恰当的表述或做虚假承诺”。

司法部与全国律协之所以出台上述文件，主要是因为诉讼的结果，受诸多因素所影响，如证据情况、法官倾向性、审委会意见、诉讼策略、律师的专业水平、国家政策、权力干预等因素。其中有可控因素，如诉讼策略和律师的努力，也有不可控因素，还有不可知因素，如审委会意见、权力干预等。还有可能可控也可能不可控的因素，如证据材料的取得、法官对案情的理解和倾向性、甚至于承办法官的心态情绪等。在这么多因素中，律师只能着力于可知因素。
因为律师不可能像算命先生一样，对自己不掌握的事实和情况不能装内行去忽悠当事人。另外，当事人很可能有意或无意中对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夸大，将不利于自己的事实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也可能限于当事人对纠纷在法律性质上的认知有偏差。而这些事前不甚明确的事实，会随着庭审的进行而展开，或者误认为明确的事实会随着对方一些证据材料的出示而发生变化。

▌律师能否进行“关系化”运作

如上所述，当事人可能要问，既然有那么多可变因素，决定权又在司法人员手里，何不进行“关系化”运作、直接搞定司法人员?这样岂不一劳永逸?这也是绝大部分当事人天真的想法，是自以为是的小聪明。从利害关系来说，绝大部分司法人员不会冒着违法犯罪、丢掉饭碗的风险去贪这点小利益的;即便是利益诱惑巨大，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受贿的司法人员也时时刻刻面临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另外，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那些追求无罪、放人、保命的案件，“关系化”运作更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