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罪辩护成效在前期，辩护的策略又在理据第一、重在细节、见仁见智；辩护的出发点在于，竭尽一切可能解救当事人，与维护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而少用“表演”式辩护，也不能用“死磕”式辩护。

一、谈庭审辩护
 

1、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对于只要拉人头和叠加人头的，就可适用之“麻袋”罪名（有牌就直销，无牌就传销）；

2、在现有法律框架之下，该罪认定成立，与适用最高院司法解释“三级三十人”很轻易达到追诉条件，但取证到何种程度，空间较大，边界不清、界限不明，所致实务中打击混乱。据此，造成此罪侦、控、审部门占据主动，“进退”均可以定罪，最终决定权在他们手中（当然公安必要的书物、物证与被发展对象的人证，是需要有的）。

3、辩护人辩护的出发点在于，竭尽一切可能解救当事人，与维护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而少用“表演”式辩护，也不能用“死磕”式与“勾兑”式辩护。

4、走到庭上的辩护是最后的办法，律师最后的努力了。也就是该罪之努力主要在侦查阶段之取保、不捕或检察阶段之不诉。到了庭上的辩护，多盘中餐之鱼，多会判决罪名成立。

5、即使到了庭上，律师的作用还是要突显的。做到精心准备，注重细节，确保尽职尽责，不致后悔与不留遗憾。

6、庭审辩护不宜采取太激烈的，对抗性与较强之“彻底无罪”性辩护。（当然也要看案情，如果实在太离谱，辩护人见案行事）。之所以说不宜对抗性较强辩护，是因为前第2条所述本罪定罪“进退”都有较大空间。

7、案件到完全对立局面，就会显得完全被动，除非对立是完全有理、据在手的，这样则对自己有利，逼使对方退缩。

8、不能因事后认定罪率高，就消极辩护。因为里面有利之辩点，还是很多的。往往侦查涉及面广、呈不同地域性、多证人不配合特点，A发展的下线人员多没有一对一对应取证，但发展人存在“业绩虚报”情况，框架很大，实则被发展人不知情；B侦查人员取证违法、瑕疵常见，非法证据力争排除可使全案否定；C电子数据取证不符合规定等；D执法部门对于不同嫌疑人存在不同对待，持两种标准，有的甚至是线人，刚抓即释放，但线人才是组织领导者，此时应将此人深挖出来，采用“比较辩护”手法；E质证阶段可找准多个意见回击，但在最后辩论阶段有集中，主在切断控方认定链条，不宜过渡四面开花。

9、注意保全公司全体利益、顾全大局。有的公司前景很好，只是经营手法上存在直销、传销难厘清下。在没有一窝端下，应作保全公司整体性辩护。

二、谈与侦、控、审沟通交流

 

1、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实施后新增设罪名，2013年“最高院”出过司法解释，之后没有其他新的、较完善、明确、清晰的规定。

2、实务中，该罪在适用上界定罪与非罪，何为组织、领导传销行为？3层30级如何计算？以电脑网络图、人证证明图界定问题？组织领导人上、下线人的之间转换？异地管辖等，存在立法边界不清、界限不明，比较模糊状态，因为模糊，使得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都有空间，尤其又是侦查源头上有很大“取证灵活”空间。

3、这个时候的辩护是要“友好”辩护：友好沟通、有效交流，作必要调查了解和取证，对侦查提前应对，凭专业功底，有效预判。
要到最后一步邻近起诉，或审判时（他们无牌可出、无招可施，无证可取）辩护人方可据情，显有理、据的较真辩护。

4、在跟侦查员的沟通上，是要很注意的。实则相互摸底（他们也摸你的底）过程。专业能力强之人方可实之，不是心里没底、无料、底气不足，对案情不熟，无统筹安排的沟通。否则别人不当你一回事，相反会趁虚而入“整”你，以补足他们侦查“缺陷”。

5、在沟通细节上：需团队配合，人员安排两人（或多人以上，以两人发言为主）。在搭配上一强一弱、一高一低、一声音洪亮粗矿，一正常交流细节展开。当遇侦查员的反问或提出疑问（这是好事），立即由音洪者补充。以致侦查员不留后悔，不至遗憾，一口咬定我们是在理的。

6、在沟通策略上：采取软硬兼施，知己知彼，“内外”夹攻方式。没有底牌，不专业，会导致自己被动。对于侦查存在问题，有违法（瑕疵不在内）、渎职的，只有敢于亮剑，稍作提醒（依法控告）。他们才会在某个点上有所退缩和让步。这个时候，案件迎刃而解的契机已来，往往是案件的很大突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