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7月23日在报道贪官毕玉玺妻子王学英出庭受审时，配了一幅法警一手拉着王学英、一手指向旁听席的照片，下面的说明是：“庭审结束，王学英被带出法庭时，其女儿、女婿欲站出来跟她说话被法警制止。”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被告人在法庭上不得与亲属说话和接触。我曾以兼职律师的身份出过几次庭，其中一次当被告人走进法庭看见自己的老母亲、想打个招呼时，法警立即严厉予以制止；另一次，被告人的妻子千里迢迢从外地老家赶到法院旁听，开完庭后想与自己的丈夫说几句话，但法官不允，命令法警将被告人带上囚车押走，妻子只好朝着丈夫的背影大喊一声：“家里人都好！”

为什么被告人不能与亲属说话？站在执法为民、以人为本的角度来审视，这种久而久之成习惯的做法却未必能获得正当的支持。首先，与亲属说话是人性使然。被告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对家人的思念不可避免，而家人也对被告人在里面的状况充满担心，亲人相见，近在咫尺，却不能接触，连问候一声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告诉对方一些简单的信息，如家中老人、小孩的情形，被告人在里面的身体状况等，这是何等的无奈和折磨！其次，在开庭前、开庭后或中间休庭的适当时间，允许被告人与亲属说话，对案件审理不会造成干扰。此时案件侦查机关已经侦查终结、公诉机关已经起诉至法院，有关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已经成形，不存在串供、伪造证据等问题。即使出于这方面的担心，也可由法警在旁边予以监督，告知其谈话内容，而大可不必一律禁止。

记得去年在耶鲁访学时，有一天，我去当地法庭旁听一个案子，开庭后，有一个妇女急急赶来，悄悄地坐到我的旁边。一会儿，陪审团进去讨论案子，被告人告诉法官，那位妇女是他的妻子，他想去与她谈谈。法官慈善地点点头，我也知趣地离开座位。他们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我看到重新开庭时，被告人的心情显然好多了。

其实，在我国的有些地方，个别法官也开始允许被告人与其家属简单地打打招呼，甚至当被告人请求法官允许他的家人给他一只烟抽时，也能获准。只不过这更多地像是一种恩惠，而且由于没有形成制度，也就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建议最高法院统一发文，允许被告人与其家属在法庭上进行适当的接触，使被告人与其亲属的说话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