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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开展企业合规与刑事合规业务中几项问题的把握(一)

律师开展企业合规与刑事合规业务中几项问题的把握

 

一、从对象上: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需要合规服务

 

企业合规和传统法律顾问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重大的区别。企业合规在大型国有企业、金融保险领域企业、上市公司是属于早有的业务。企业合规,只有在创新型民营企业、有着较好前景及准备上市的民营企业,才是律师合规法律服务主要的开拓对象。

 

1.企业合规和传统法律顾问不是一回事。

 

谈到企业合规,就会联想到法律顾问服务。我们律师传统业务,就是法律顾问服务。接受企业或个人的聘请,律师担任企业或个人常年法律顾问或专项法律顾问,是律师最觉见的业务。当客户有需要时,为客户提供一些法律上的咨询,为顾问单位审查合同、代写文书、参与谈判等服务工作。而企业合规和传统的法律顾问服务不同,企业合规是靠事前、主动式、律师主导式服务,而法律顾问是倾向事后咨询、被动式、提供意见之服务。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有的企业都可能聘请法律顾问,但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需要企业合规之服务。合规和传统法律顾问可谓有着“十万八千里”的区别,有的企业要求自己的法律顾问提供合规服务,又不增加律师费,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2.大型国有企业、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的合规服务委托律师几率比较低,而国有中、小型企业合规委托几率相对高。

 

作为合规的四种维度,当前律师比较容易接触和洽谈、主持的合规业务,应该是公司治理方式下的合规和刑法激励机制下的合规服务。

 

以公司治理方式下的企业合规,通常又是国家大型企业、金融保险领域企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合规。但是,这些企业基本已经有了自己比较完备的合规体系。企业也有着内部比较优秀的合规法律人才,对外委托律师合规几率比较低。

 

例如:早在2006年,中国银监会就发布了《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指导银行业建立自己的合规体系;2007年,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合规管理办法》,指导保险业合规体系工作的建立。2018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要求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强化合规经营、构建合规管理体系的建设。2017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以行政规章的方式强行推进上市公司必须合规。

 

这些大型企业都已经有着自己的合规体系建设,而且还比较完备。公司在经营中出现个别问题,不是无合规制度,而是企业员工没有完全按照合规制度遵照执行或者合规制度需要持续改进、完善等。首先,这些合规工作,在他们企业内部就可以解决。

 

其次,这些企业经营决策,均有着完备的层层往上级汇报制度。国有企业有国资委把关,金融保险业有上级单位和银监会、保监会把关,上市公司有对口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他们都有着完备会商制度,企业经营与决策偏离、出事率也是相当低的。

 

然后,这些企业多半有着自己合规的法律人才。大型国企、金融保险企业、上市公司以优厚的待遇,加上大型企业的福利保障,很容易招聘到优秀的法律人才。例如,我们团队在办理“粤某媒”上市公司因某合同诈骗案件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就亲身感受到了该企业法务团队人员素质亦很高,均是硕士、博士,且毕业于北大、清华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他们不乏具备较强的理论功底和一定的研究能力,且沟通、交流能力亦很强,尤其在企业运营专业领域更是胜于律师一筹,只是和外部公、检、法打交道上因不便而委托外面律师团队强强合作。而合作过程中,经常性召开会议,什么法律问题他们也是摸了个透。

 

因此,可以想象,对于这些大型国有企业、金融保险企业、上市公司合规方面的法律服务业务,应该说律师介入服务相对较窄的,除非是原来就合作开了。例如:我们德恒广州律师所吴国权律师团队为中国农行、广东农信社提供法律服务兼合规方面,是合作多年的业务。原就已建立起了良好的信用基础与合作之专业能力。而相应的,这些企业对外委托律师进入主持合规几率,也是比较低的。

 

然而,国有中、小型企业需求律师介入合规建设的比例相对较高些。国有中、小型企业不如上述国有大型企业、中央级企业受中央所属部门和领导们之重视,在企业合规人才上也相对缺乏,然又有着合规政策要求和内在需求,相对外委律师介入企业合规建设的可能性较高。

 

例如:前几天,一家交通系统下属中型企业,就找到我们团队沟通有关该企业的合规建设问题。该公司法务负责人告诉我们:一方面是他们企业的上级有要求,国资委在他们的上级单位进行试点,要求集团下属企业也加强合规建设;二方面是他们企业内部也有此需求,由于企业法务人才不足,因此有意向对外找几家律师事务所先行沟通、交流。

 

3.作为刑法激励机制下的企业合规,一定需要律师提供合规服务。

 

刑法激励机制下的合规,我们常称之为“诉中合规”,也就是企业因涉嫌犯罪之案件被移送到了人民检察院,由人民检察院主持下让企业按要求建立自己的合规体系,如果企业建立了完备的合规体系,经过审查、考评和验收后,人民检察院对企业作出不予起诉或轻罪轻判的结果。2

 

美国早在1991年起,联邦检察机关在审查对涉案企业是否提起公诉时,就要求在《联邦量刑指南》的框架下,将企业合规问题作为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重要条件。

 

而我国有关刑法激励下的合规,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国情需要,目前才开始试行。首先,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4月,印发了《关于对涉民营经济刑事案件实行法益修复考察期的意见(试行)》,对于起诉中涉案企业在认罪认罚情况下,给予一定期限合规建设,企业合规完成相当于对损害的法益进行了修复,可以考虑给予不起诉或从轻起诉处理;其次,2020年8月,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司法局《企业刑事合规协作暂行办法》会签,对于起诉中企业给到合规机会,聘请第三方律师监管下的合规,对于经过评估通过评审的给予不起诉机会;之后9月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深圳市召开探讨合规管理推进问题的会议。

 

当然,全国还有推进诉中企业合规的多地检察院。如:2020年9月,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检察院印发《涉企案件刑事合规办理规程(试行)》,同是9月,浙江宁波市检察机关建立了《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2020年12月,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等十机关制定了《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意见》。

 

202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在全国两会的代表通道上讲话:2021年检察机关着重推进对企业合规的试点工作,要把合规承诺与挂案清理工作结合起来,给到涉案企业一个明确的整改方向等。

 

以上文件和信息,均传递了我国检察机关对于刑法激励机制下的企业合规,正在有序推进中。按照深圳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司法局《企业刑事合规协作暂行办法》规定,涉案企业进行刑事合规,必须聘请在司法局有备案的合规律师进行监管,待企业合规完成,检察机关组织有关人员对刑事合规进行考评、审议,只有通过合规考评工作,就可以对涉案企业的当事人进行不起诉处理。

 

因此,这一块的企业刑事合规业务,正是律师可以积极开拓的合规业务。

 

4.律师主要合规服务对象:创新型民营企业、有着较好前景的民营企业。

 

前有所述,当前律师介入到国有大型企业、金融保险企业、上市公司合规体系建设有着一定难度,而对于国有中、小型企业相对容易些。另外,律师为新型民营企业、有着较好前景民营企业提供合规建设服务频率会很高。  

 

创新型民营企业、有着较好前景民营企业有着合规体系建设时代需求。

 

一方面,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智能化手机进入到千家万户为企业带来了电子商务领域商机,然而也出现了较多的违法和犯罪的问题。而国家在查处民营企业与网络关联涉及违法和犯罪案件,也是历史上最多的时期。这些被查处的案件,在数量上、涉及人数上、及涉案金额上均是历史以来最多的。据统计,2016至2018年查处电商案件逐年递增超过率为50%,2018年是2016年发案数量的2.16倍。这些民营企业在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了巨大的法律风险。经过这几年查处,以及2020年“新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人们冷静、仔细思考后,更能够清楚、明确认识到企业合规经营之重要性。而这些被查处的企业,90%以上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群体最能够体会到企业因违法和犯罪经营,付出的惨重代价。

 

二方面,民营企业往往缺乏合规法务人才。有的企业聘请法务只是限于传统的法律顾问类型事务,而对于合规领域几乎没有专业内部人才。

 

三方面,企业正处于发展、成长期。只要是有着较有前景、或创新型民营企业,经营风险是随时伴随着的,企业负责人只要不是为了捞取快钱的,一般都有着自己的合规意识。

 

因此,民营企业只要想将将企业做大、做强、做得稳健和长远,那么就会有着合规方面的法律需求。相应,他们对外委托律师主持合规服务的频率也是最高的。

 

二、从程序上:企业合规的开展要经历几道重要环节

 

前有所述,企业合规有四种维度观察,而当前律师容易参与的是公司治理下的企业合规和作为刑法激励机制下的合规。我们可以通俗一点,称它们为“诉前合规”与“诉中合规”。

 

广义的“诉前合规”,是企业经营通过合规建设做出合乎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内部规章制度的体系及运营机制。而一家成长中的民营企业,往往把经营放在企业第一位,如果企业生存都存在困境,让它先做好这个合规、那个合规,企业肯定是不会干的。因此,企业首先是满足“温饱”问题,有“温饱”基础上,社会影响面也增大了,企业的经营和决策不仅影响着企业,还影响着广大消费者和广大市场及社会,这时企业就需要全面合规建设了。为此,在这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种狭义的“诉前合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刑事法律风险防范”就是在企业经营中划出一道刑事风险的“边界”线,让企业不能逾越“边界”线经营,否则就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

 

无论是企业的大合规,还是诉前的刑事风险防范,还是企业的诉中刑事合规,它们在合规的程序上有着一定区别,但更多是共同之处。共同之处,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为要经历几道合规重要环节:

 

一是,要经过前期的尽职调查。律师启动一家企业的合规程序后,首先对企业要进行尽职调查,作前期的摸底。律师通过对企业采取问卷或访谈方式,调查企业哪些方面涉及到违法或违规的问题,或可能存在偏离之处。尽职调查的方法有问卷调查、访谈、抽样调查等。

 

关于尽职调查,对于一些大型律师事务所的非诉讼团队,可谓是很日常的业务。在律师参与企业并购、投融资、上市领域都需要用到尽职调查。例如:我们德恒律师事务所就有多个投、融资领域团队,企业上市及并购团队,他们开展尽职调查、出具尽调报告是家常便饭的事,甚至某些领域,在美国、欧洲等多个国家都是他们的强项。

 

二是,要经过风险评估、排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企业风险进行筛查。3律师经过前期的尽职调查程序后,在尽调的基础上,对企业或部门、员工等哪个阶段或环节存在法律风险、甚至刑事上的风险进行有效筛查与评估,厘清出企业经营具体的风险点在哪里。

 

风险排查,是考验一名律师专业深度的环节。如果说合规是程序上运用,那么法律才是实体上内容。如果是一家民营企业的合规,要求更倾向于防范刑事的法律风险,那么,就要求律师必须得有刑事法知识和刑事法领域的实务经验,否则该位律师是很难胜任企业在该领域划出一道风险“边界”线的。如果过度,企业什么都不能做,如果不及,又纵容企业违法和犯罪。因此,防止企业偏离,就需要在此上面下功夫。例如:我们团队这两年来,在主持电商企业“学某某商”、“足某健”鞋业科技有限公司微商合规过程中,对企业作前期尽调基础上,重点工作均是排查企业存在的相关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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