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企业家刑事风险转化为现实的刑事案件时，他所管理的企业会遭受重创甚至是毁灭性打击，由此产生的社会负面效应也相当广泛。在新时代下，有效防控企业家刑事风险，既关乎企业家自身问题，也关乎政策调整、司法完善以及经济平稳发展等社会重大问题。  

中国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高发地带”

      根据日前刚发布的《企业家腐败犯罪报告》显示，2017年，企业家腐败犯罪频次总计922次，较2016年增加了224次，同比增长32%。其中国有企业家腐败犯罪频次329次，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频次593次。 

       作为该报告的发布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主任、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书记张远煌教授在“第六届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高端论坛”上分析指出，企业家腐败犯罪总频次大幅上升，这主要在于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于腐败犯罪查处的力度在逐年增加，因此被查处的案件总数也在逐年增加。

      张远煌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当前的反腐斗争仍处于以治标为主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建设。他认为，党和国家未来的反腐重点工作应当逐步转向制度建设，通过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问题，进而打造新型的、健康的政商关系，为企业家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报告显示，国有企业家的29个犯罪中发展频率最高的就是腐败犯罪。此外，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占国有企业家罪名的70%。民营企业家触犯频次最高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与虚开增值税发票罪。

      那么，中国企业家腐败犯罪常发生在哪些环节？报告分析指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腐败犯罪的发案环节分布都比较广泛，尤其集中于企业的日常经营、财务管理、工程承揽和贸易活动四大环节。

      张远煌进一步举例表示，国有企业家的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普遍分布在日常经营和财务管理环节；而私分国有资产罪则大量分布在日常经营与财务管理、薪资管理等环节。民营企业家高发的“职务侵占罪”覆盖在日常经营、财务管理和产品生产等环节。此外，产品生产环节是民营企业家独有的腐败“高风险地带”。 

      为什么这些环节容易成为滋生刑事风险的重点领域？“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环节利益、资源较为集中，而企业家权力的运行往往又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约束”，北师大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秘书长彭新林在“第六届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高端论坛”上发表观点认为，对企业家在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等重要权力行使缺乏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导致少数企业家和高层管理人员的意志凌驾于企业经营决策程序和原则之上，让企业不能实现规范化、制度化运行，从而导致企业家因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而面临刑事风险。

 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关乎社会稳定

      报告显示，2017年企业家腐败犯罪共涉及16个具体罪名之多，其中国有企业家共涉及11个具体罪名，民营企业家共涉及14个具体罪名。根据另一份报告显示，2017年，企业家犯罪频次总计2481次，其中国有企业家犯罪频次共计375次，民营企业家犯罪频次共计2106次。 

     “企业家追求的是利益，但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如何让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是每一个企业家都应当思考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中心副主任韩轶在“第六届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高端论坛”上发言表示，企业对刑事风险的管控是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要素，无论是大型的跨国企业还是初创的小微型企业，首先要审视的应当是自身的刑事法律风险。

       企业家犯罪还被誉为是精英犯罪，他们对社会信用的违反导致人们对顶层社会组织的不信任，将降低社会道德感与组织感。此外，一个企业家犯罪通常带来的损失少则上千万多则上亿元，这是普通盗窃犯不可企及的，因此这个群体的犯罪对社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加强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不仅是企业自身问题，还关乎社会稳定，需引起各方重视。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名誉院长高铭暄在“第六届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高端论坛”上发言指出，每当企业家刑事风险转化为现实的刑事案件时，他所管理的企业会遭受重创甚至是毁灭性打击，由此产生的社会负面效应也相当广泛。

     “在新时代下，有效防控企业家刑事风险，既关乎企业家自身问题，也有相关政策如何调整，相关法律如何完善，相关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如何正确执行和实施政策法律的关系问题”。高铭暄这样说。

       如何提前干预，防患于未然？韩轶给出的答案是“构建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对此，他还提出了七点内容建议：一是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全面调查；二是提出法律事务的整体解决方案；三是建立事先预防机制；四是减少事后救济；五是促进企业法律事务的效率并培训人员；六是重大法律事件的建议，并协助企业处理特定的问题与风险事件；七是对已形成的刑事调查提供法律服务。